对生命本能无条件的‘正义’化，在姜文早期电影中是迷人的，而当这种原始赞美转向虚无，就会暴露出对血腥、暴力的哥特式迷恋，也使其近期的电影屡有陷入滑稽、显摆、猎奇癖的危险。不过，《邪不压正》还是一部完成度较高的电影，屋顶行走、江湖复仇、古老的北平街景以及狂欢化叙事都是姜文自身‘情结’的标记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电影准确还原了那一代人的国家-民族想象：一方面是在今天看来已有些不可思议的‘崇洋媚外’，另一方面是对民族主义结构性困境的敏感认识，还有从《鬼子来了》延续至今的对缺席的硬汉民族性格的重塑。东交民巷使馆区，侵华日军的跋扈气质，对日语、法语、英语的迷恋式借用(在中国导演中无出其右者)，都对位于一个曾经‘积贫积弱’、闭关锁国的中国。而充满消费主义炫耀的‘物’密集呈现于一个民国文本中更是一个症候性的错位。